星明眼亮

《金枝欲孽》这部2003年拍的后宫戏，2004年在香港创造了收视奇迹，2005年在北京白领圈子里像地火一样涌动过，2006年初登上湖南卫视，居然与央视的开年大戏《乔家大院》南北抗衡，不落下风。这是为什么？

这部戏的大关节经不起推敲，徐老太监担心和申之祸牵连自己，不惜花费十几年之功，把几拨民间女子教以礼乐送进宫去，以为天有不测时的内应。这也太事倍功半了吧？皇上真要追查，他十个脑袋也早砍掉了。小细节上也不能较真，一个御医拎个医箱在嫔妃住所自由出入，这明显有悖于紫禁城内之有皇上一个雄性动物的例规。这部戏的传奇性大过了真实感，明显不是“正剧”。同时，《金枝欲孽》不玩不闹、不疯不傻，也非《还珠格格》式的戏说。也没有借古人刺当今，到清朝反腐败，不属《康熙微服私访记》一类的“古装现代剧”。一定要给它归类的话，我想起了梁实秋和鲁迅论战过的一个命题：文学是否该写永久不变的人性。《金枝欲孽》表现的就是永久不变的人性，而且是那种炫技式的表现。编剧号准了观众的脉，写出了一个复杂精微的剧本，加上导演的掌控，演员的发挥，制造出一种男女通吃的中国式审美愉悦。

电视剧无非有两种娱乐功能。其一是放松身心，看喜剧就是看他们没心没肺地瞎贫和出丑，尽管编导们总要绞尽脑汁地搀点教育意义进去，但谁比谁傻多少呀？成年人会把糖衣吃掉，而把炮弹轻轻吐掉。《我爱我家》里的傅明老人爱讲大道理，我们爱看大道理和现实那点错落的荒谬。《武林外传》秉承和胡戈一样的拼贴、解构，把江湖涮成了糨糊，我们就喜欢它这点混不吝的游戏精神。这种电视剧营造的是一种无我之境，没听说谁一把鼻涕一把泪地陷进去出不来。

第二种则是有我之境，借电视剧浇我胸中块垒。观众会不自觉地进入片中的情境设置，甚至化身某个角色与之同呼吸共喜忧。韩剧对青少年的迷幻作用，苦戏对师奶们的煽情作用，都属于这种审美移情。几年前的《雍正王朝》《康熙王朝》风行时，男人们都有点五迷三道，好之如饴。那是因为中国男人从来就浸淫秽在一种斗争哲学中。24史的高头讲章里无它，基本上就是尔虞我诈，合纵连衡，王霸之术，韬晦之计。人们说这个人有城府，会说他“一肚子《资治通鉴》”。毛主席教导我们，与天地人奋斗，其乐无穷。没有人再相信老子的鬼话：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以二月河的小说为蓝本的这两个“王朝”，是中国宫廷斗争电视剧中的颠峰之作，尤其是《雍正王朝》，更搭着“国库银子”史观（雍正去世时国库银子多，是好皇帝；康熙去世时国库银子少，是孬皇帝）的顺风车，不知道把多少不知深浅的男子搅扰得三月不知肉味。当时，女人们尚能理清智明，就像冷看男人们的世界杯魔怔一样，对康乾盛世无动于衷。这不是说女人们不喜欢权术戏，她们只是不喜欢庙堂里的刚性斗法。而《金枝欲孽》大不同，不但深植于中国人的权谋文化，而且是现代办公室政治的变奏，不但有男人们喜欢的政治倾轧，更有女人们习惯的细密缠斗。男人世界的争斗可以残忍之极，但男人毕竟雄浑疏阔，永远也达不到金枝们的阴毒之境。于是，男人们开眼了，女人们入戏了，《金枝欲孽》的收视率飘红了。

多年以前有个说法，经商要看《胡雪岩》，从政要看《曾国藩》，我这个既不经商也不从政的人把两本书都看了，纯良的本性并没有变更，欺诈的法门也没有上身，似乎只是从此不敢再那么轻信于人了，而临事的判断能力并没提高。《金枝欲孽》也一样，观众除了把自己代进去经历假想中的历险，并收获些猜谜射虎的智力快感之外，于其职场兵法并无补益。如果实在入戏太深，也不过是把这个世界看得更加灰暗。这正是：娱乐岂应关大计，看客无奈是多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