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nhaiyong2000

    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的作品，其中一篇名为《第二种忠诚》的文章，看了让人眼前一亮。他认为对国家的忠诚有两种：一种忠诚的代表人物是雷锋，其忠诚的特点是党叫干啥就干啥；除此之外，还有第二种忠诚，那就是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国家、社会和政治人物，并根据自己的分析判断对国家提出真知灼见。

以上两种忠诚的方式，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是第一种；我们从小就被教育以第一种忠诚的方式忠于国家忠于党，其要求是全心全意的投入，义无反顾的忠诚，不顾一切的效忠。这种忠诚有时对国家是有利的，比如：当国家和党做出了英明决定的时候，这种忠诚对国家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它可以表现为一种凝聚力，一种向心力。如果全国人民都能在这种情况下忠诚的话，那么可以想象的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状况，用文革中的一个常用词来说，就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如果把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配上的话，那就更绝了，那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执政党所做出的每一项决定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话，再如果我们的人民都是第一种忠诚那样的党叫干啥就干啥的话，我们国家就太完美了。

但是，这两个假设是不是都能成立呢？尤其是第一个假设，我们的党能不能是永远的伟大光荣正确呢？如果我说是，显然不是事实。就像人们常说的人无完人一样，既然人无完人，任何一个党都是由人组成的，也都是由人为因素来运作的；所以，任何党都不可能永远的伟大光荣正确，那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状况。我们的党不就是因为前党的领袖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某些错误的认识，而做出过许多错误的决定吗？比如众所周知的反右和文革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人民一味地抱着第一种忠诚的态度，结果只能使这种错误的决定愈演愈烈。这不是一种假设。就是因为中国有太多的第一种忠诚的人，才会出现文革中：领袖挥挥手，百姓齐向前，那样的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场面。其结果是国家和社会变得满目疮痍，百姓们历经磨难。很显然，当执政党作出了错误的决定，而使国家出现不正常状态的时候，这种忠诚就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社会产生极大的破坏力，其结果是害了国家更害了与国家息息相关的百姓。

    我们中国人最熟悉也最有传统感的就是第一种忠诚了。历朝历代我们国家都不乏这样的忠诚。从苏武牧羊到三国诸葛，从杨家将到岳飞，每个朝代都有一大批的忠臣，有的被千古传颂至今。尽管忠臣的下场都不太好，可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推崇忠臣；因为这样的忠诚会使统治变得更容易，会使社会变得更安宁。于是上行下效，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在这种政治引导下，变得越来越推崇忠诚；民间更是在四大美德，忠、孝、节、义中，把忠字排在首位。

这种现象发展到近现代，丝毫没有被淡化，而是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六七十年代的那场忠字运动，中国人都很熟悉：跳忠字舞、唱忠字歌，献忠心、表忠言，整个社会上上下下都笼罩在一片忠字的气氛之中。忠的痴狂、忠的彻底、忠的残酷。为了忠，置国家大局与社会发展于不顾；为了忠，变得六亲不认，不惜对自己的亲戚朋友痛下杀手，夫妻、父母、子女之间的落井下石，也都成了忠堂上司空见惯的事情。如果有人认为随着十年动乱的结束，中国人从疯狂的忠字运动中也就清醒过来了，那就小看了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了，那就是对我们这个有着浓厚的忠字传统的国家太不了解了。

    这段时间，北师大出了一个以讲“论语心得”而闻名全国的女教授于丹。不知道是处于巧合，还是由于北师大特有的那种人文氛围，我觉得北师大很容易造就现代的忠臣。我记得文革刚结束的时候，八十年代的中国百废待兴，饱受几十年政治运动之苦的人们，带着巨大的心灵和肉体的创伤在重整河山。这时候，一本小册子和一个人开始来教导我们这些劫后余生的人们了，这就是李燕杰和他的《李燕杰报告集》。巧得是，这个人也是北师大的教师。这个大学教师的眼光真够独特的，看着我们国家的大学教育被十年动乱冲击的支离破碎的，没有任何怨言；看着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被摧残的几乎成了一片废墟，没有任何的感慨；看着我们国家的老百姓被历次政治运动折磨的死去活来的，也没有任何的同情。他对我们国家曾经出现的错误导向和做法没有任何思索和分析的兴趣，而是一味地唱起了爱国主义的赞歌。他在全国各地大量地巡回做报告，还出了我刚才提到的那本小册子，中心的意思只有一个，让大家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爱国。这样的论调，我们太熟悉了。我们国家历代的统治者都特别喜欢说爱国，但又非常巧妙地把爱国和忠君联系在一起。李燕杰的报告显然很符合官方的口味，于是，特别受到推崇；因为官方希望人们不要太去想过去了的事情，官方并不想对过去的历史做过多的反思，因为那是同一个执政党的时代，说的多了，难免会有投鼠忌器的顾忌。如果大家都能像李燕杰所说的那样，不管受到什么样的对待，不管有多少的委屈，都能忍辱负重和忠心耿耿的话，就不会去过多地责怪政府的许多错误决定。一个标准的现代忠臣。当时我年龄太小，思想也幼稚，体会不深刻。现在想明白了，这号人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只是很会把握时机。但是，随着人们政治上越来越成熟，那种幼稚的宣传和鼓动，很难真正成气候。时间也说明了这一点，二十年以后的今天，还有几个人能记住这个曾经劳苦功高的大忠臣呢？

    李燕杰让人们淡忘了，北师大又给我们送来了于丹。作为教师，于丹最大的优点是她的口才；最大的缺点，是她没有自己的思想。于丹宣讲的那些传统观念，也许阅历尚浅的大学生们开始会觉得新鲜；可我听她讲了几句，我就觉得实在听不下去了。她极力推崇人们的宽容和忍让，而对于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重大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却避而不谈。她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群青蛙往高处爬，爬着爬着青蛙越来越少了，因为那些青蛙们在爬的时候，一看前面那么远那么高，而自己爬得越来越吃力，就放弃了继续爬下去的努力；而一个青蛙停下来了，它的言行又影响了旁边的青蛙，结果越来越多的青蛙失去了爬下去的勇气，逐渐地都停了下来；只有一只青蛙最终爬到了顶端，那只青蛙原来是个聋子，它没有听到其它青蛙们的议论，所以，它能坚持爬到顶。于丹希望我们能像这只青蛙那样，不要听信别的青蛙们的那些怨言。我要说，于丹太理想化了；那个执着的青蛙是聋子，而我们不是。我们看到周围人的言行，无法做到像没听见一样。于丹可以在大学校园里不闻不问社会上百姓们的疾苦，比如天价医药费问题，高昂的学费问题，沉重的房价问题；那些事情和于丹都没有直接的关系，她也不可能有切身的体会，她可以完全不考虑这些问题，装聋作哑自顾自地往上爬。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也不想这样做，那不是一个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中国人的所为。在我看来，那种完全不顾别人的死活，自顾自地做自己事情的人，太小家子气了，不值得我效仿。

    我所欣赏的是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中所说的第二种忠诚的人。其代表人物是文革中的民主斗士，张志新和遇罗克。非常遗憾的是，在我们这个人民共和国，这种敢于用自己的真言，对反民主的行为给以积极反击的人，却惨遭杀害。更让我觉得难以理解的是，我们现在大讲主旋律，大拍大播主旋律的影视剧，但对这种真正对国家和人民忠诚的人却视而不见。但人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些第二种忠诚的人，他们不盲从不迷信；他们有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思想；他们知道任何国家和任何政党都不可能完全正确；他们知道民主国家的标志之一，就是国家善于听取百姓们的意见和建议，老百姓有权参政议政；他们知道那些用屠杀来对待忠言逆耳的人，不配称为民主共和国的领袖，因为那和封建时代的帝王没有任何的差别，而这种残酷的做法，会让我们怀疑民主革命推翻封建王朝的积极意义。他们才是人民共和国真正的忠臣。很可惜，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革命英雄主义题材的影片是《焦裕禄》、《孔繁森》、《牛玉儒》和《任长霞》；却没有人拍张志新和遇罗克的故事。相比这些先进模范人物，张志新和遇罗克显得冷清多了。如果只是没有编导对这个题裁感兴趣也就算了，只要想想张艺谋的《活着》被禁演，我们就会知道，没有编导会傻地去碰这个题裁的；因为张志新和遇罗克的故事，会给国人以更大的心灵震撼和更深刻地反思。前者已经遭禁演了，后者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现在上海在开人代会，很快国家也要开人代会了。只要你关注一下人代会的新闻，你就会发现，我们的人大代表们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相同的思想和相同的语言，没有自己的观点；那么多人，怎么会对复杂的社会事务观点惊人的一致呢？要叫好，大家一片叫好声，这是参政议政吗？每次看各级人代会的新闻的时候，我都在想，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有真正的民主呀！很难，因为中国千百年来已经形成了第一种忠诚文化的气氛，现代教育模式又在不断地强化这种意识；传统观念加上国家引导，再加上中国人人云亦云的思维习惯，让大家都去说真话，说自己真正想说的话，目前完全没有可能。

     我看到孤独的女学者李银河女士又在为她心中的理想在奋斗了；她再次准备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提交有关同性婚姻的议案。这个让我肃然起敬的女社会学家，历史会给予她极高的评价的。中国像李银河这样的人太少了，她是我现在叫得出名字的人里面，少数几个有着第二种忠诚观念的人。她自己并不需要同性婚姻，但是她却在为中国几千万同性恋人的权利而努力奋斗；她为的不是私利，她在为弱势群体争取权利。而我们很多人大代表所关心的，也是老百姓关心的事情，比如修路修桥或是菜篮子米袋子问题，谁的思想境界更高远呢？中国呼唤第二种忠诚的人。